切实发挥正确理论的力量——读《甲申三百年祭》有感

　　明朝灭亡了，但人们一直试图从多维的角度总结明朝之所以灭亡的教训。比如清朝初期，人们经常讨论明朝何以会灭亡。大多数人认为明朝“亡于寇盗”，即李自成和张献忠的农民起义造成了明朝的灭亡;也有人说“亡于宦官”，即宦官擅权导致了明朝的灭亡。康熙皇帝认为是“亡于朋党”，即官员分成不同派别、互相斗争导致了明朝的灭亡。但是有一个学者却认为：“明之天下，不亡于寇盗，不亡于宦官，不亡于朋党，而亡于学术之坏。学术之坏，所以酿成寇盗朋党之祸也。”可见学术之关系重大，弄得不好会亡一个国家、亡一个党。

　　任何学术，都是一定价值诉求的表现，它总是通过一定的理论来影响人们的价值观念，推动社会力量的变革。

　　但是，马克思认为，思想本身是一个没用的东西，它必须通过一定的途径去掌握人的思想才会变成改变世界的物质力量。正如哈佛大学有一句话：不出版即死亡。而出版之工作，出版什么样的内容则与编辑紧密相关。可以说编辑主体通过编辑选择使理论传播成为可能。

　　社科学术理论刊以学术的范式传播理论是理论生发力量的重要路径。当然，我这里所说的理论是指先进的理论，因为先进的理论力量才是进步的力量，错误的理论所产生的理论力量是破坏性的。理论本身是有力量的，而且是巨大的，如果理论没有力量，再先进的社会力量即便掌握了他，理论也发挥不了作用。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观点的。马克思就曾讲过：“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马克思《导言》)。

　　理论的力量往往通过学术的形态表现出来。理论刊所登载的文章与标语口号性的宣传不同，要以深刻的思想性文章作为载体来体现政治性，在政治正确的前提下，强调报纸的思想性、理论性。而它的思想的深刻性是以学术的范式表现出来的，通过学术的深刻性、思想的深刻性和道理的深刻性来打动读者，让读者赞成某种学说或政治主张，这是理论刊的优势所在。比如现在学界影响比较大的几种社会思潮：复古主义思潮、新左翼思潮、折衷马克思主义思潮、普世价值思潮、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民族主义思潮、新自由主义思潮等，这些思潮都是以学术的形态来影响人的思想和价值观的，体现出理论性特点，甚至有人说理论性或许是社会思潮的一种内核，由于任何一种理论观点都与社会现实存在某种内在关联，反映着某种社会诉求，因而对现实社会生活具有较广泛的影响，干预人们的现实生活，所以用学术形式来表现自己理论学说特点的理论其更容易被人接受。即便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刚开始也是以一种新的社会思潮(当时凡是不同于封建传统文化的西方思潮都被称作为新思潮，)被介绍到中国来的，由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先进性，使其在和各种社会思潮(比如罗素的实用主义、问题与主义之争)的论战中，战胜其他社会思潮，并和当时代表先进社会力量的工人之运动相结合，进而成为中国共产党诞生的理论基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才使得“中国革命有了正确的前进方向，中国人民有了强大的精神力量，中国命运有了光明发展前景”。

　　因此，具备理论特征的学术问题太重要了。我们经常说理论是行动的先导，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如果学术问题处理不好，会影响到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前途。明朝之灭亡就是先例。

　　因而编辑主体如何推动理论的发展，始终是贯通于人类社会整体发展进程的鲜活筋脉，是贯通于人类社会整体发展进程的永恒之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编辑工作事关人类社会整体发展的进程。美国编辑家格罗斯曾经这样说：“文化的前途有很大的一部分是系于编辑人员身上，正如同文化的前途要系于作者身上一样。”可以说编辑主体的编辑实践活动与理论创新、先进理论传播相互促进，密不可分。比如，1978年，是20世纪中国的伟大历史转折点，我们今天的一切进步和成就都与之有关。没有1978年的转折，近年来高谈的“振兴”、“崛起”、“强国”、“盛事”等等，全都无从谈起。而1978年，有很多事情与编辑的理论勇气是紧密相关的。“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推倒“两个凡是”等等，都与编辑承担的责任有关。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作为一个从事理论刊的编辑，既要有正确的理论思维方式，掌握正确的理论，但不能仅仅局限于学习正确的理论，既要学习正确的理论学术文章，也要学习理论上有问题的文章。马克思就有这样一句话，资本主义的一些文章给我们最大的好处就是提供创新的思路。

　　质而言之，第编辑主体是理论传播的承载者、把关者、推广者，所从事的编辑工作使先进理论生发力量成为可能。

（作者：张永平）